從小到大爸爸對我和弟弟的教育非常民主和開明（我們家沒有「你絕對不能去幹嘛」，只有「爸爸覺得這件事會有怎樣的後果，如果你能接受和承擔責任，你可以試試看」），但他對政治卻極為保守和冷感。於是我的成長過程中，完全不知道黃信介、美麗島事件、林宅血案、鄭南榕、陳文成命案……這些名詞我都是上了大學才知道。還記得19歲的我曾說出一句讓同儕詫異的話：「為什麼那些人不讓蔣公銅像留在校園？蔣公是偉人。」對，我從小到大都是說「蔣公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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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反課綱行動如火如荼的時候，果不其然爸爸看著新聞搖頭嘆氣：「這些學生是在吵什麼呢？又是政治操弄。」我平心靜氣的和爸爸解釋、分析課綱的內容，從春秋的一字褒貶，到黑心、黑箱、黑白不分的文字遊戲。18歲離開家，在偌大的大學校園裡認識了很多人，這才張開眼睛看到自己的無知和偏頗，這些源自於威權教育、不懂得思辨的遺毒占據了到目前為止我大部分的生命。上了大學才知道中正機場、介壽路、蔣公銅像諸如此類威權時代的產物本來就該淘汰。我覺得我爸不需要教我林義雄的媽媽和女兒是被誰殺死的，陳文成是不是被自殺，但他應該要告訴我有這些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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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弟問：「姐，如果妳不是補習班老師，妳的工作和教育根本沾不上邊，妳還會這麼在乎這個課綱嗎？」我很肯定的說是，哪怕有天我永遠退出補教的舞台，哪怕我這輩子只能在家相夫教子，我就是孩子小小世界裡的教育家，那我就有責任和義務陪他一起養成思辨的能力。我永遠不會給我的孩子關於政治、宗教、性向的正確答案，我要他自己去看，去思考，去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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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老爸，以後我小孩問你：阿公，什麼是美麗島事件？你會不會教他這就是一些無聊人士亂寫有的沒有的搞叛亂被抓活該？」我們父女倆唇槍舌戰了兩小時後，爸爸心服口服的笑著搖搖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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